我看见这段旧事的时候，先是觉得眼熟，继而有些发笑，笑过之后，却又隐隐地有些凉意，从脊梁骨一路爬上来，像一只不大肯见光的虫子。
这故事原也不新，不过是清朝末年的一点风景。
那时洋行林立，轮船鸣笛，江海之间似乎忽然多了几分热闹。然而热闹之外，却也藏着另一种不大好看的情形：钱，忽然有了高低之分；人，也忽然有了去留之别。
洋商肯出钱，而且出得多。于是人心便像春水一样动起来了。
工匠也好，水师也好，本来都是“为国效力”的人，忽然发现“为国”这件事，每月只值三十两银子；而“为洋”却可以拿到二百五十两。
于是他们的脚，便不大肯再站在原地，眼睛也渐渐向外看了。
这本是极寻常的事。
人活着，总要吃饭；饭若在那边，脚自然也就走过去了。
若硬要说这是“忘了本分”，那倒像是在责怪水为什么要往低处流。
但有趣的地方，偏偏不在这些“流动”的人，而在那些坐着不动，却要管别人怎么流动的人。
曾国藩先生看见了，便皱起眉头，说这是“重资诱我华民”。
这话说得颇有些气派，好像天下的人本该一心一意，只为某种抽象的“国”而活；至于银子，不过是浮云。
只是这浮云偏偏能填肚子，而“国”却未必。
刘坤一也说，薪水太高，恐怕人会“生骄”。
这话更妙，好像穷才是美德，低薪才是修养；一旦多拿了几两银子，人性便要坏掉似的。
仿佛人不是被饿坏的，而是被吃饱了才变坏。
至于沈葆桢，更是干脆：谁去给洋人干活，就是资敌。
于是抓了三十个人，发配黑龙江。银子的问题，便这样用枷锁解决了。
我每读到这里，总觉得这办法实在是高明。
既然你们嫌三十两少，那便连三十两也不给你，索性送去北方吹冷风。
这样一来，人心自然就安定了——因为连动的机会也没有了。
后来又有李鸿章出来主持局面，下令洋行工资不得超过一百两。超过了，便算扰乱市场，要“连坐”。
这“连坐”二字，读起来颇有古意，仿佛一切都很有秩序，很有法度。
只是这法度的用处，似乎并不在于让人多挣一点，而是在于不让人挣得太多。
再后来，又加税。凡是工资高的，便要多交“保甲费”。
这名字听着倒很温和，像是替你“保”着什么似的。
其实不过是从你口袋里再掏一把银子出来，好让你不至于太富。
如此一来，事情便有了一个奇妙的结局：洋行仍旧需要人，于是把超出的部分，改作年终红利；而官府则觉得，自己已经尽了力，既打压了“高薪”，又维护了“秩序”。
两边似乎都没有输，只有那被夹在中间的人，依旧要算账：这一年，究竟能剩下多少。
我向来以为，中国的许多事情，是不大讲“结果”的，而更讲“姿态”。
只要姿态摆得正，事情便算做成了一半。至于人到底吃不吃得饱，似乎并不那么要紧。
这便像有人看见一只猫去偷鱼，于是并不去关心鱼为什么会放在那里，而是严厉地训斥猫，说它不守规矩。
若猫饿极了，再去偷，便加以处罚；至于鱼，依旧摆在原处，甚至还要标明：“不可动”。
久而久之，猫学会了两件事：一是更小心地偷，二是装作不饿。
我想，那些在洋行与官府之间来回奔走的华工，大约也学会了类似的本领。
他们一面低头做事，一面抬头看风向；一面领薪，一面算计；既要活着，又要不显得太想活。
这便是所谓的“本分”。
然而事情若只到这里，也不过是一段旧史罢了。
可偏偏有人在一两百年后，再把它翻出来，问一句：“是不是从来没有改变过？”
这话问得并不响亮，却有些刺耳。因为它不像是在问历史，倒像是在问现在。
我自然不敢轻易回答。
只是觉得，这问题本身，已经带着几分答案。倘若一切都变了，便不会有人这样问；正因为有些地方，似乎仍旧相似，才会引出这样的疑问。
譬如说，人若想多挣一点钱，是否总要面对某种“道德”的审判？
钱若多了，是否总要被解释为“不安分”？而那些制定规则的人，是否更愿意规定上限，而不是抬高下限？
这些问题，若细细想去，未免有些不大舒服。于是许多人便不再想，只说一句：“时代不同了。”
这话当然不错，就像说今天的灯比从前亮一样；只是灯虽亮了，影子却未必消失。
我有时也想，若当年的那位轮机长，从洋行领着二百五十两银子回家，家中老小大约是欢喜的。他们未必关心这银子是否“扰乱市场”，只知道今晚可以多买几斤米，多添一件衣。
至于朝廷的忧虑，对他们来说，大约是隔着一层很厚的墙。
而墙的这一边，是“秩序”；那一边，是“生活”。
人若站在墙上看，或许会觉得两边都重要；但人若在墙下，便只能先顾一边。
多数时候，他选的，往往是能让自己活下去的那一边。
这并不高尚，也不卑鄙，不过是人之常情。
然而奇怪的是，总有人希望把这种常情，改写成某种“错误”。仿佛人若不为某种宏大的名义牺牲一点现实，便不够体面似的。
于是，故事便一再重演：一边是愿意出更高价钱的人，一边是不愿别人拿到高价钱的人；一边是想走的人，一边是要拦的人。
至于理由，则年年更新，花样翻新，但骨子里的东西，却未必新鲜。
我写到这里，忽然觉得有些倦。因为这类故事，写得再多，也不过是把一面旧镜子擦一擦，让人看得更清楚一点罢了。
至于看见之后，是装作没看见，还是忍不住要说几句，那便是各人的事了。
不过，我仍愿意多说一句：倘若一个地方，总要靠限制人去别处，来维持自己的稳定，那么这稳定，恐怕并不十分牢靠。
因为脚可以被拦住一时，却未必能被拦住一世；而人心若已动了，纵然不走，也不会再安静。
这大约，才是那些奏折与禁令之外，更值得忧虑的事情。
只是这忧虑，往往写不进公文里。
于是留下来的，便只有那些堂皇的字句，以及字句背后，那些沉默而又真实的生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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